對于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重矛盾與問題，全力調整既有利益關系的改革是必由之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理順各種不合理的利益關系，進而達成新的利益關系的平衡，由此真正調動激發(fā)全體人民工作生活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和潛能，為整個社會經濟發(fā)展形成巨大動力與活力。

易憲容

兩會閉幕了，正式全面接掌權力的新一屆政府領導人全面闡述了施政愿景。習近平總書記說，要實現(xiàn)中國夢，要讓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機會與幸福，就必須破除利益集團的阻撓；李克強總理在與中外記者會面時提出，要改善民生、建立社會公正，就得以壯士斷腕方式來推動改革。有輿論因此稱李克強為“改革總理”。可以說，改革不僅是中國未來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的最大紅利，也將是新政府上任后全面施政的切入點。

因為，新一屆政府上任后，如何盡量保持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穩(wěn)定性及各項方針政策的延續(xù)性固然很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是，面對嚴重影響中國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的多重矛盾與問題，比如社會經濟的多重失衡，貧富差距巨大、東西部及城鄉(xiāng)發(fā)展嚴重不平衡、投資消費失調、房地產泡沫巨大，再加上空氣污染、自然資源及金融資源過度擴張等問題，新一屆政府得致力找到化解之辦法，而這就得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改革，調整與打破現(xiàn)有的利益格局，不然的話，“改革紅利”從何而來？

應該看到，當前現(xiàn)實經濟生活中的多重失衡，固然有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必然出現(xiàn)的問題，但更多還是既有制度安排缺陷所導致的結果。比如城鄉(xiāng)差距如此之大，既有計劃經濟條件下對農民利益的持續(xù)占有，也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在土地與戶口制度上對農民的全面歧視，這些都使得廣大農民失去了太多教育與發(fā)展的機會。還有，當前住房市場之所以會成為少數既得利益者在短期掠奪絕大多數人的暴富工具，是因為過去多年各地在房地產政策上存在的嚴重偏差與缺陷所致。因此，不痛下決心對這些存在嚴重缺陷的制度作重大改革，要調整這種已經嚴重失衡的關系，根本不可能。

而要對既有利益關系作重大調整，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說，這“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那么，這種既有利益關系調整該如何著手？從何著手？可以說，對打破既有的利益結構的改革的必要性，政府與社會已形成了基本共識，“因為別無選擇，它關乎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但是，推進重大制度改革，不僅在于需要改革的勇氣、決心、智慧、韌性，而且還在于需要對改革的制度有充分透析理解，能通過公共決策的方式來獲得。這樣，新的制度安排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關系，才能為更多的人所接受。不然的話，改革很可能變成新瓶裝舊酒，良好的愿望只是曇花一現(xiàn)。

對于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重矛盾與問題，全力調整既有利益關系的改革是必由之路，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理順各種不合理的利益關系，進而達成新的利益關系的平衡，由此真正調動激發(fā)全體人民工作生活創(chuàng)新的積極性和潛能，為整個社會經濟發(fā)展形成巨大動力與活力。

當前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qū)，各種改革的阻力越來越大，筆者有個觀察，認為可能出自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近20年來的教育完全是利益導向，從而培養(yǎng)出來的人基本上都是“利益人”（即個人行為完全以利益為導向）。這種“利益人”更關注個人短期利益，因此任何制度變化觸及其利益時，都會不問是非千方百計出來抵制；二是現(xiàn)有的制度設計缺乏更多通過公共決策方式的機制，這在某種程度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不合理利益制度化提供了條件，也可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反對改革的重要屏障。對于前者，“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要想短期內來改革并非易事，只能整個社會一起來調整；對于后者，筆者以為是新一屆政府要改革的核心內容。或者可以說是對改革的改革。如果新一屆政府的改革能從整個改革制度設計上入手，那么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抵制就有望被弱化。

這就牽涉怎么來全面認識制度改革的頂層設計思想了。頂層設計是市場與政府所形成的共識。筆者認為，這種改革制度設計方式，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是很重要的一步。而當市場已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這種單純自上而下的頂層制度設計改革或許已不適應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了。因為，這種改革制度設計的成功至少需要以下幾個條件來滿足。一是改革制度設計者是大公無私的沒有個人利益的人；二是能完全獲得相關的信息與知識；三是有能力全面協(xié)調平衡整個社會的利益關系。事實證明，這些假定條件都難以成立。因此，對改革的頂層設計，也得有新思維，新內容。

總之，改革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紅利”。而所有改革更應是從現(xiàn)在的改革本身入手，才能真正收獲改革的最大紅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