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死士，立志報仇雪恨。他的仇家聽到了，大為惶恐，寢食難安；于是有人給他出主意，“陰遣人遺金于士”——使其先富裕起來、實現了財務自由，再“為之置華屋美宅”——使其能娶嬌妻、迎美妾，生活幸福美滿了，死士就一定舍不得死了。仇家深以為然，依計而行。沒過幾年，“死士”的小日子過得紅火起來，妻賢子孝，一家人其樂也融融，絕口不提報仇的事兒了。死士忘死了，那個仇家也就終于不用再整日提心吊膽、提防死期了。

挺有意思的一個古老的小故事。雖然歷史上也不乏視金錢如糞土、矢志不渝的“死士”，但就漫長而平淡的大多數日子而言，生活好起來就陶陶然沉醉其中、舍不得自拔的總是大有人在。不過，這似乎也沒什么好奇怪的，從“物質決定意識”的角度審視過去，大約后者好像更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也是，有什么樣的物質基礎、生活環(huán)境，往往就一定有與之匹配的言談思想、行為舉止。不匹配了，估計絕大多數人就會評之以一個“假”字。

“物質決定意識”雖然是舶來的深奧學問，但其實中國人是早就知道這個道理的，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家居生活，一定是“走哪段山路唱哪段歌”，分毫不會差的。比如，漢朝初年，國力衰弱，對內就只能“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對外不是送錢就是和親，等到國力強盛了，政策變化起來也一點兒不含糊，能一腳踩到人家老巢去。

這種“因時變化”、“因物變化”的能力，無論如何都應該算作一種核心競爭能力吧；中國人能綿延幾千年而不絕種，必須承認，這種能力發(fā)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不過，事物都有兩面性，凡事有一利，便往往難免一弊。許多時候，中國人這種“因時而變”、“走哪段山路唱哪段歌”的能力，也著實讓人頭疼：各地情況不同，人們的想法大約就很難一樣，管理統(tǒng)籌起來有時就難免棘手，一旦應對不好，往往就可能壞了事兒。

這應該不是瞎說。比如地方政府性債務的管理難題，就很能說明問題。

地方政府性債務的管理，應該是一個“老大難”問題吧。多年累積下來，似乎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10月2日，國務院辦公廳對外發(fā)布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看得出，是希望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意見》中的亮點挺多，最引人注目的，大約莫過于“地方政府對其舉借的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了。為了保證這一原則的不可侵犯，《意見》中還設置了諸多似乎足可以保駕護航的條條框框。

出發(fā)點雖然很好，但與現實環(huán)境似乎有點兒距離，因此很難讓人在此問題上樂觀起來。首先，真出了問題，不救助是否可行？必須承認，中國政府與美國等國的政府存在本質區(qū)別，這決定美國政府能做的許多事兒，中國政府不能做或做不了，反之亦然。很難想象，某一天某地的人民政府“關門大吉”了。“誰借誰還，中央不但不兜底還要追責”的側重事后監(jiān)管的做法，顯然有點兒超前了，政府與企業(yè)畢竟大有不同。

其次，一年年累積起來的巨量地方債務，當初的“出發(fā)點”都光鮮亮麗得很，別管真的假的，無不以“發(fā)展地方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為旗幟。對這種良好的初衷，追責起來一定大有難度，追責的規(guī)模和深度也很難把握。人家的屁股既然坐在那里，總要允許人家用腦袋想些事情、施展手腳做些事情，至于最后的結果，綜合因素復雜得很，許多時候實在非人力可控啊。

如此看來，地方債務難題似乎就只有繼續(xù)難下去了？或許也不必過于悲觀，世事有意思得很，許多看似難比登天的事情，解決起來也不過一針一砭足矣。不可否認，各地不顧實際爭相發(fā)債，“大干快上”，“名利”二字于其間作祟甚多；如果能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卡住這兩個物質基礎，許多人“借錢鬧革命”的心思應該就能夠消停一下了。這也算對“物質決定意識”的活學活用吧。

（作者系證券時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