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胡健    每經實習記者 張蕊    每經編輯 姚祥云    

1982年夏天，跟趙樹凱一同進入九號院（指北京市西黃城根南街的九號院，原國家農委、農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央農村工作機構上世紀80年代曾在此辦公）工作的78級畢業(yè)生有十來人，這樣的成批進入，源于高層要增加愿意長期從事農村發(fā)展調查研究的農村插隊青年畢業(yè)生到農研機構任職的決策背景。直到1998年秋天離開九號院，趙樹凱在這里工作了16年。

“在幾乎整個80年代，九號院是中國農村政策研究的中樞之地，可謂‘極一時之盛’。第一批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就在這里醞釀形成。”談及九號院，趙樹凱對諸多往事印象深刻。作為秘書處的一員，趙樹凱初入九號院即參與進一系列會議、出差、匯報等活動中，傳遞信息、安排會議、記錄會議、接聽電話……忙得不可開交，經常會接到高層領導辦公室打來的電話，看到高層領導轉來的各種批示。

“當時切身體驗到這里其實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部’。”作為親歷者，趙樹凱見證了九號院鼎盛時期的輝煌。用他的話說，九號院里一絲一毫的風吹草動曾關系著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牽動著億萬農民的心。它作為昔日中國農村研究的執(zhí)牛耳者，書寫了中國農村改革的華麗史詩。

圖片來源：資料圖

九號院里會議不斷

NBD：您當時畢業(yè)后到九號院，主要負責哪些工作？對九號院有何感觸？

趙樹凱：1982年8月，我進入九號院工作。此前四月，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國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成立，兩個機構合署辦公，杜潤生擔任主任。我被分配在秘書處。

當時，農村改革如火如荼。上班以后，我就參與進一系列會議、出差、匯報等活動中，切身體驗到這里其實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總參謀部”。情況匯總、問題反映、政策意見、文件起草等有關農村改革的設計推進，都是在九號院里進行。那時候，除了這個部門以外，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部門里再沒有其他專門的農村政策研究單位。秘書處的工作大多是傳遞信息、安排會議、記錄會議、接聽電話等，非常忙碌，經常會接到高層領導辦公室來的電話，看到高層領導轉來的各種批示。

二號院的會議室里會議不斷，杜潤生經常召集、主持各種會議，這些會議規(guī)模不等、層次不同，包括農口部長、省市領導的匯報討論、各類專家學者座談、來自縣鄉(xiāng)的基層官員座談乃至機關內部工作會議等等。文印室內幾個老式的打字機整日作響，各類文稿源源不斷地打印裝訂，累得兩個打字員姑娘三天兩頭就要哭一次鼻子。

NBD：就您的觀察，一號文件的形成過程是怎樣的？有沒有一些背后的故事？

趙樹凱：以我有限的觀察和參與所及，每個一號文件的形成過程，都由一系列調研活動和若干大小會議促成。調研活動的策劃組織主要在九號院，除了討論文件定稿的政治局會議以外，前邊的若干會議都是九號院組織的。文件形成后期，要召開由各省市和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集中討論，開始叫“全國農業(yè)書記會議”，后來叫“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再后來叫“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在我的印象里，討論第二個一號文件的會議開得很紅火，從北京開到天津，時間將近20天。討論非常熱烈，但因為“政策堅冰”基本打破，意見分歧不像討論是否允許家庭承包那樣尖銳，所以氣氛并不緊張壓抑。會議討論的問題，都是改革初期，農村現(xiàn)實問題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地是承包到戶了，生產以家庭為單位，但是否允許私人購買大型農業(yè)機具，如拖拉機等？農民在種地之余，可不可以搞倒買倒賣的長途販運？雇工已經出現(xiàn)，政策是否允許？在今天看來，這些問題已經不成為問題，但當時則屬于大政方針。

關于爭議比較大的政策問題，往往要等到當時的中央領導表態(tài)，有的是口頭指示，也有的是批示。比如農民搞長途販運，有材料說是投機倒把的“二道販子”，當時的總書記就批示說“不對，是二郎神”（解決農村流通困難的神）。在這個文件發(fā)出之后，中央又連續(xù)發(fā)出了三個一號文件。這幾個文件的突出貢獻是及時回應了現(xiàn)實生活提出的新問題，有效地突破了束縛農民的舊體制，奠定了市場經濟在農村的基本架構。

持續(xù)推改革回應壓力與質疑

NBD：1982年~1986年，中央連續(xù)發(fā)出五個關于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從內容來看，前四個文件都有重要的政策突破，而第五個一號文件似乎沒有新的重要政策推出，您覺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趙樹凱：對，這個文件確實沒有重大的突破性內容，它主要有兩個著重點：一是針對改革以來農業(yè)物質技術基礎工作被忽視，農業(yè)面臨停滯徘徊局面的問題，強調要進一步擺正農業(yè)的基礎地位，強調依靠科學、增加投入，大力改善農業(yè)生產條件，提高農業(yè)生產力水平；二是針對社會上一些關于農村改革的質疑聲音，強調要繼續(xù)堅持改革。但這個文件有它的特殊重要性，形成過程也比較曲折。

在8月3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由萬里同志提出繼續(xù)準備新的一號文件。九號院于9月上旬組成起草組，用一個月時間完成了初稿。11月26日到12月4日召集部分省的農口負責人討論修改初稿。

關于文件起草的意見分歧，有的認為農村改革進入到一個新時期，已經沒有什么重大舉措可以出臺了，下一步重點就是貫徹好已經形成的政策措施，所以新文件的定位應該是“鞏固、提高、完善、落實”。有的認為應深化改革，提高生產力。而杜潤生認為“要從農民需要出發(fā)，希望明年干什么，要抓住農民要求?，F(xiàn)在農民對形勢不滿意。”1985年糧食大減產，進入了連續(xù)五年的徘徊期，九號院受到來自高層和外部的壓力。

隨后，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于1985年12月5日至12月18日召開。杜潤生在會上著重談了下一步農村改革面臨的問題：其一，現(xiàn)在是經濟轉型時期，好多事未理順。新工作沒有經驗，容易回到老路子，老路子駕輕就熟。怎么解決？就是繼續(xù)深入改革，創(chuàng)造新經驗，扶持一些新的生長點。其二，農村改革正在同城市匯合，意味著改革已緊密同全國體制改革聯(lián)系在一起?，F(xiàn)在需要協(xié)調城鄉(xiāng)改革的步驟，互相促進而不是互相撞車。匯合點主要在流通領域，價格問題最敏感，是神經中樞。如果不在整體戰(zhàn)略上解決，農村工作的獨立性、余地就小得多了。”這實際上表達了1986年一號文件的核心。

在會上，他也強調：“現(xiàn)在農村改革想再找一個題目，像包產到戶一樣，一瀉千里，已經沒有了。”之后，中央書記處于12月19日討論了文件稿，提出了較大改革意見，中央政治局會議27日討論通過，文件名為“關于1986年農村工作的部署”。

NBD：也就是從第五個一號文件開始，似乎依靠文件推動改革的作用就沒有之前那么重要了？

趙樹凱：可以這么說，以我個人的體察認識，從第五個一號文件出臺的時候開始，農村改革研究陷入了某種僵局，九號院似乎有一種找不到“北”的感覺。在第五個一號文件之后，1987年仍然發(fā)出了農村工作文件，但是作為當年的五號文件發(fā)布的。

1987年中央五號文件具有明顯的改革階段性總結特征，或者說是農村改革第一階段的“收官之作”。文件開頭總結了農村改革的基本進程，認為新的經濟體制框架已經從自主權、市場體系、產業(yè)結構、經濟形式、宏觀調節(jié)等五個方面顯現(xiàn)出來。主體部分主要是梳理并進一步明確了今后的改革方向和原則，主要內容包括繼續(xù)改革統(tǒng)派購制度；搞活農村金融；完善雙層經營，穩(wěn)定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對個體經濟和私人企業(yè)實行長期穩(wěn)定的方針等。大致來說，這些內容都不能說是新政策，而是已有政策思路的進一步明確化或者具體化。

當時杜潤生主持起草文件的主要助手劉堪，晚年談到這個五號文件時說：“到1987年，再搞文件就比較吃力了。1986年冬，我跟杜老在談論時，我們就感到像一號文件這種形式，應該結束了，不能再發(fā)了。因為政策性語言，號召性的東西已經不起作用了。今后需要的是專業(yè)性的、操作性的，甚至是需要專門的法律法令了。”

農村工作領導體制進入新時代

NBD：您認為九號院對于中國農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趙樹凱：九號院對于中國農村的影響，不僅限于政策研究。當時，九號院整合了全國的農村和農業(yè)研究力量，把高校和科研單位非常有效地組織起來，直接為應用研究服務。那些年里，經常出入九號院的還有大量學者，這些學者不僅來自北京，也有許多來自地方。

九號院里的農村研究機構還有另外一塊牌子，開始叫“中國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兩年后改為“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以這個中心的名義，有一筆數量不菲的專款用于資助社會力量的研究課題，調動了各種學術力量為政策研究服務。不僅如此，這個中心還開展了許多國際交流合作。當時，一些西方學者通過這個中心到中國來，九號院里的領導利用這些機會聽取吸收外方學者的意見。當時的九號院，名副其實地執(zhí)中國農村研究之牛耳，可謂“極一時之盛”。

NBD：九號院一共經歷了兩次機構改革，作為親歷者，您認為改革對農村工作領導體制帶來了哪些影響？

趙樹凱：九號院作為中央農村工作機構所在地，從1979年到1989年存續(xù)時間長達十年。在這十年間，歷經兩次機構改革，分別是1982年和1988年。

九號院經歷的第一次機構改革，是1982年4月國家農委撤銷，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和中國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成立。新機構通常稱為“農研室”和“農研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農研中心”的運行依附于“農研室”。這個變化的體制意義是，九號院里的農村工作機構，從國務院行政職能部門，轉變?yōu)辄h中央政策研究單位，這實質上是農村工作領導體制的深刻轉變。

“農研室”成立于1982年，撤銷于1989年。農研室之后，農村工作領導機構出現(xiàn)了新形式，但農村工作領導體制并沒有根本改變。可以說一定程度上，九號院模式的政策研究體制依然存在。

“農研室”撤銷后，進入90年代，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承擔了農村政策制定協(xié)調統(tǒng)籌職能。在中財辦內部，成立了農村組。后來，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立，在分管農村工作的副總理、政治局委員領導下工作。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有專設的辦公室，簡稱“中農辦”。很多年來中央關于農村工作的文件，包括連續(xù)十幾年的第二批一號文件、政策協(xié)調和文件起草都是這個辦公室負責。這樣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與九號院有內在的一致性?？梢哉f，1980年開始的農村政策研究體制在實質上得到了延續(xù)。

2018年機構改革，是1982年機構改革以來的第8輪機構改革。在新的改革方案中，農村政策研究協(xié)調機制發(fā)生重大轉折。新成立的農業(yè)農村部，在原農業(yè)部職責基礎上又獲新的賦權，不僅將中農辦的政策研究職責并入，而且將國家發(fā)改委、財政部的農業(yè)項目審批職權并入，還將國土資源部的農田整治、水利部的農田水利建設項目等管理職責并入，成為農業(yè)系統(tǒng)的綜合性職能部門。方案明確規(guī)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農業(yè)農村部。如此看來，如果與80年代初的農口機構比較，新成立的農業(yè)農村部既負責宏觀的政策統(tǒng)籌，也有實際的行政職權，其職責定位相當于國家農委和農業(yè)部的統(tǒng)合。這顯然是新的農村工作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梢哉f，以新的農業(yè)農村部成立為標志，中央的農村工作領導體制進入了一個新時代。